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该批典型案例共12件，其中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4件，具体如下：
案例1：上海李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Great Wall of China”拼装玩具等47个系列663款产品系乐高公司（LEGO A/S）（以下简称乐高公司）创作的美术作品，乐高公司根据该作品制作、生产了系列拼装玩具，并在市场上销售。
2015年至2019年4月间，被告人李某某雇佣杜某某等8人在未经乐高公司许可的情况下，采用拆分乐高公司销售的拼装玩具后通过电脑建模、复制图纸、委托他人开制模具等方式，在某玩具厂生产、复制47个系列663款拼装积木玩具产品，并冠以“乐拼”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销售。被告人杜某某等8人按月从李某某处领取固定报酬。经鉴定，在2017年9月11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李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侵权产品634种型号424万余盒，涉案金额3亿余元。2019年4月23日，公安机关在李某某租赁的厂房查获用于复制乐高玩具的模具、零配件、各类包装盒、各类说明书、复制乐高系列的乐拼玩具等物品。扣押的待销售侵权产品共计344种型号60万余盒，价值3千万余元。2017年杜某某离开某玩具厂后，从该厂购进乐拼玩具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620余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提前介入 2019年3月12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后，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依公安机关商请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就案件管辖、行为定性、证据合法性等问题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提出具体取证方向。4月23日，检察官会同公安民警赴位于广东汕头澄海区的犯罪窝点进行现场指导，确保侦查取证工作规范合法。
审查起诉 2019年8月20日，公安机关以被告人李某某等9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定性，认定积木颗粒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立体美术作品，乐高公司的著作权受我国法律保护。二是迅速告知权利人乐高公司诉讼权利义务，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查明全案事实。
出庭公诉 2020年2月25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以被告人李某某等9人侵犯著作权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庭审过程中，针对“人数多、书证多、辩解多”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制作幻灯片百余页，以“可视化”的形式予以展示。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杜某某分别对犯罪数额的计算、案件定性提出异议，部分辩护人对量刑提出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第一，以营利为目的复制侵权玩具作品的行为，一旦完成复制就构成既遂，是否实际销售不影响对侵犯著作权罪的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第二，杜某某虽然离职，但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明知的，积极参与策划，并在离职后作为乐拼的内销客户向玩具厂定制侵权玩具作品，以经销商名义批发侵权玩具，属于侵犯著作权中的“发行”行为，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第三，被告人李某某2016年就曾因侵犯乐高公司知识产权涉多起民事诉讼，均被判败诉并承担赔偿责任，仍不思悔改继续从事侵权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合议庭对公诉意见和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予以采纳。9月2日，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判决9名被告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三年不等，罚金九千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某某、杜某某等7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2月29日，上海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履职，平等保护境外著作权人。根据《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涉案乐高公司的美术作品受我国法律保护。上海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贯彻全流程、强保护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念，积极引导侦查机关调查取证，取得良好办案效果。丹麦使领馆特别照会上海市检察院，对上海检察机关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表示感谢。
（二）准确区分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界限。对于行为人明知制造者或经销商制造、销售的是侵权复制品，仍采购并予以销售，应认定行为人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对于行为人参与、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只是在分工上处于销售环节，则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本案中，杜某某不仅对外销售侵权复制品，还购买正版乐高玩具供李某某等人仿制侵权产品，帮助租赁厂房供侵权产品包装、仓储等，应当认为其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是其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后续环节，以侵犯著作权罪一罪定罪处罚。
（三）开展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检察机关开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有利于权利人更加实质性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及时充分保护自身权益；有利于权利人及时补充权利证明、经济损失等证据，对涉案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助力查明案件事实。办案检察机关就涉案六百多款玩具的著作权权属情况、同一性鉴定等取证事宜与权利人充分沟通意见，要求其协助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乐高公司及时提供了公证文件、权属声明、第三方授权函等文件，有效促进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提高了办案效率。
案例2：江苏马某予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间，被告人马某予、马某松购买用于翻录影片的设备，盗取授权影院放映机服务器信息，借来同档期正版影片母盘并拷贝，利用“克隆”的放映设备，并招募人员，成立工作室，翻录影片、给盗版电影加密、打水印后销售给其发展的下线影吧，从中牟取利益。其中，马某予负责复制发行盗版影片全部事宜，马某松负责复制盗版电影、发展下线影吧等，文某、鲁某等人负责发展下线影吧，并逐步形成以马某予为首要分子，马某松、文某、鲁某为主犯的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人数众多，长期实施非法复制发行盗版影片行为，共计复制发行盗版影片413部，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777万余元。被告人马某予违法所得人民币404万余元，被告人马某松违法所得人民币55.6万元。
2018年9月，被告人文某脱离马某予犯罪集团后，采取相同运作方式发展人员，并逐渐形成以文某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长期实施非法复制发行电影行为，从中牟取利益，共计复制发行盗版影片124部。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间，文某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186万余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03万余元。
2018年9月，被告人鲁某脱离马某予犯罪集团后，从马某予、文某处获取盗版影片，招募人员，对盗版电影进行加密、打水印，销售给其发展的下线影吧，从中牟取利益。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间，被告人鲁某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814万余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36万余元。
2019年春节前，被告人马某予犯罪集团、文某犯罪集团采用前述犯罪手段，非法复制发行《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小猪佩奇过大年》等8部春节档影片，导致上述影片在互联网上流传。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提前介入 2019年3月，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扬州市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本案，引导侦查机关侦查取证，提出如下取证意见：一是调取导致8部春节档影片互联网上同步流传的相关证据，依法抽样取证，确定侵权作品数量。二是全面调取资金流水，查明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三是及时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财产，确保任何人不因犯罪行为获利。4月，扬州市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马某予等人批准逮捕，提出捕后继续侦查意见，引导公安机关对犯罪数额、共犯地位作用等继续侦查。
审查起诉 2019年9月6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马某予、马某松、文某、鲁某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逐笔核对资金明细，精准确定各被告人非法经营、违法所得数额；根据视频制作软件、百度云上传痕迹等电子数据，经统计去重，精准认定各犯罪集团盗版影片数量；强化释法说理，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
出庭公诉 2020年9月25日，扬州市中级法院对本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针对辩护人提出马某予等人不应承担下线影吧业主私自泄露影片、造成网络传播的责任，检察机关申请侦查人员出庭、播放视频，解读正规院线发行、播放电影三重保护机制和被告人犯罪手法，证实被告人马某予等人的行为是造成影片互联网流传的关键。扬州市中级法院采纳全部指控意见，当庭宣判，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马某予等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六十万元至五百五十万元不等。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为著作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对于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中宣部联合挂牌督办案件。数字网络技术使得大量作品进入信息网络，作品的传播更加便捷迅速，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加强著作权刑事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护广大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也有助于促进我国著作权产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推动创新型国家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二）准确认定犯罪数额，促使被告人认罪认罚。办案检察机关全面细致审查案件、引导侦查，对从视频软件、网络云盘等电子数据中提取到的盗版影片进行汇总查重，精确计算侵权作品数量，并结合资金往来、交易数额、交易时间等逐一进行梳理、核实，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坚持办案中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自觉接受法律惩处，取得良好办案效果。
（三）着力遏制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净化网络空间。被告人马某予等人集盗录、制作、发展下线为一体，下线影吧涉及8省13个城市，形成完整电影盗版产业链，系多部盗版影片和2019年春节档热映电影网络传播源头，严重损害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高压态势，着力打击有组织犯罪，不断提高著作权刑事保护水平。
案例3：四川刘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3年8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刘某某、覃某、唐某等人在未取得著作权人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完美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非法获取《诛仙》《笑傲江湖OL》网络游戏的服务器端程序，使用编辑器修改游戏任务参数、升级标准，并上传至位于厦门、杭州的第三方服务器。为实现游戏客户端与其上传的服务器端同步更新，刘某某等人配置了登录器程序，专用于修改客户端的服务器指向列表。
刘某某等人将修改后的游戏命名为“嘟嘟诛仙”“嘟嘟笑傲江湖”，通过网站和聊天软件发布广告，招揽游戏玩家。游戏玩家使用登录器程序对正版游戏客户端“打补丁”，即可连接刘某某等人架设的服务器，运行游戏。
其间，刘某某、覃某、唐某共同对“嘟嘟诛仙”“嘟嘟笑傲江湖”网络游戏进行运营维护，并租用多个非正规第三方支付平台接口，收取游戏玩家充值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元。覃某违法所得140余万元，唐某违法所得130余万元，刘某某违法所得1000余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引导取证 权利人报案后，公安机关于2018年1月18日对刘某某等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并按照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双报制”协作办法，将案件通报至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检察院）。高新区检察院结合侦查进度适时对案件侦查方向和取证重点提出意见，指派检察官与侦查人员、技术人员共同赴异地补充取证，引导公安机关迅速调取服务器数据，确保关键证据不灭失；现场监督核对已有数据，明确充值服务器、充值平台、网游服务器三方数据关系，增加了半年的数据可利用期。
出庭公诉 2019年4月16日，高新区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某等三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向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辩护人辩护意见认为：大部分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结算的资金，没有交易明细，不应认定为犯罪数额；唐某仅实施了侵犯《诛仙》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其非法经营数额应当单独计算。公诉人答辩：被告人与第三方支付平台采取达到一定金额进行一次结算的方式，而且各时间段的结算总金额与收款银行账户统计的入账金额一致，被告人使用非法第三方支付平台导致交易记录不完整，故可以根据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总金额和收款银行账户明细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唐某虽然仅参与了《诛仙》游戏的修改，但是其对涉案私服游戏进行管理、运营，违法所得也未按不同游戏进行区分，应当对侵犯全部作品著作权承担刑事责任。合议庭对相关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2020年2月26日，法院认定刘某某等三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千万元至一百三十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9月28日，成都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创新“双报”协作机制，找准最佳保护节点。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都检察机关创立案件“双报”机制，鼓励权利人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同步向检察机关报案。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掌握侵权线索，对涉嫌犯罪的线索开展立案监督、引导侦查等工作，强化诉前主导职能，显著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对其他线索，引导权利人通过民事行政途径救济，有效帮助企业维权，降低了权利人维权成本。
（二）有效引导侦查取证，破解证据收集难点。办案检察机关根据网络游戏客户端、服务器端对应匹配的特性，结合侵权游戏与正版游戏运行界面和功能一致的特点，提出以客户端程序比对鉴定代替全部程序比对鉴定的侵权认定思路，切实降低了取证成本和难度；针对侵权人选用非正规支付平台交易导致记录缺失、数据不完整的情况，结合侵权人在支付平台的结算总金额及银行账户明细综合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客观全面评价侵权后果和社会危害，使三名被告人罚当其罪。
（三）彰显司法保护决心，助推行业健康发展。知识产权是网游行业和数字经济的生存根基和发展命脉。本案的成功办理彰显了检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决心，较重自由刑和高额罚金刑的判处有效震慑了犯罪分子，规范了互联网游戏经营行为，促进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案例4：广东深圳市铭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王某等侵犯著作权抗诉案
一、案件事实
被告人王某、施某、刘某原系深圳市环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数码公司）员工。2013年前后，三人陆续离职加入被告单位深圳市铭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科魅影公司）。2014年初，王某得知施某在离职后仍可取得环球数码公司的影院管理系统软件，王某、施某遂商议通过对外销售该软件获利，并约定了分成比例。施某利用在环球数码公司工作时掌握的账号、密码，私自登录环球数码公司服务器下载了影院管理系统软件，并对软件进行了破解。王某、施某分别负责软件的销售推广、项目实施、用户培训等，刘某负责介绍业务并获得提成。2014年至2016年，铭科魅影公司未经权利人环球数码公司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环球数码公司依法享有的数字影院管理系统软件，涉案金额76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18万余元，刘某违法所得3万余元。经鉴定，广州烽禾影城等多家影城的数字影院管理系统软件与环球数码公司软件具有同一性或实质相同。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出庭公诉 2016年8月19日，公安机关以铭科魅影公司、王某等3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山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过退回补充侦查，进一步查明了侵权软件的取得途径、破解方式、销售方向以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分工，补强了证据。2017年2月22日，南山区检察院向南山区法院依法提起公诉。6月26日，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二十万元，各判处王某、施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仅认定了经过同一性鉴定的6家影院使用的软件侵权，对其余影院软件未予认定，非法经营数额认定错误。2017年8月4日，南山区检察院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深圳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经重新审理，南山区法院认定了16家影院使用侵权软件，于2020年4月29日判决被告人王某、施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六万元，被告人刘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因被告单位已被注销，裁定终止审理。被告人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抗诉，提高违法成本。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关于侵权产品的数量、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往往是争议焦点。本案涉及的影院管理系统属于专用软件，要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检察机关重点核实侵权软件是否经过大幅修改或二次开发、是否涉及核心功能变化等问题，通过部分抽检并结合侵权软件购买方的证言、销售记录和流水，认定侵权软件的销售数量和非法经营数额。针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量刑畸轻问题，依法提出抗诉，获得改判，切实提高了犯罪成本。
（二）个案办理与类案预防相结合，提升知识产权整体保护效果。本案被侵权人系从事数码放映设备、数字影院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等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案件的发生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大。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多次和被侵权企业沟通，了解涉案软件的研发过程和存储方式，并在案件办结后通过走访座谈的方式帮助企业查找存在的管理问题，指导企业查漏补缺，有效加强了企业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