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兼并与收购活动从1984年在保定、武汉等城市开始至今，中国国有企业的并购从简单的出资购买、承担债务到买壳上市、借壳上市、委托收购，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
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基础、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以及并购市场功能的缺位等，我国国有企业的并购既具有一般企业并购的风险，也具有一些特殊风险——体制风险。
一、我国国有企业并购体制风险的表现及其成因分析
(一)由企业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
企业并购的本质是企业产权的转让，所以，产权制度与产权关系的明晰化，是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
虽然，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不断进行深化，但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仍不完善，在产权界定上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传统体制的副作用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继续产生影响，并购中拥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进来。
国有企业的性质对企业间产权交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难以弄清谁是有资格的谈判者。
由于企业的国有性质和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的经理、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至从当地政府到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都不过是国有产权的代理人。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又往往是通过各个不同的部门进行的。很多想要合资或并购的潜在合作者经常不知道应该找谁谈判，或者找不到所有者，或者碰到太多的“所有者”。
即使开始了谈判，也可能会由于政府不同部门的意见不一致而归于失败。天津电解铜厂与香港恒胜集团的合资计划之所以没有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国有企业的这种性质。
其次，可能存在代理人出卖所有者的情况。
由于我国特定的情况，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可能出现代理人出卖所有者的情况。
因为在任何一桩国有产权交易中，实际的所有者不可能出场，只能由主管部门的官员或企业的最高领导代理谈判。
这样，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就有可能暗中收受贿赂，从而压低其产权的价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如，中外合资时，少数外商利用中方急于寻求资金的心理，在对中方资产评估上讨价还价，有意低估中方资产价值，以降低中方合资股率，提高外商所占股率；
一些中方企业则为了追求当前政绩，也在资产评估中迎合外商，低评或不评自身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类现象在国有企业改组过程中最为突出，而且涉及面广。
又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回报，把一些成长性好的合资企业出售给外商独资经营，造成国有资产变相流失。
“代理人报酬假设”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现代企业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委托—代理机制，企业的管理层作为股东权益的代理人，要为股东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同时也会顾及自己的利益。
然而实际中，当他们与股东利益背离的情况下，代理人的经营目标首先是自身的利益与安全，股东收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则沦为次要目标。
于是从个人私利出发，企业的代理人往往倾向于并购，从而私下收受贿赂、低估国有资产价值，中饱私囊。
另外，因为并购对于扩大企业规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代理人而言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往往与管理层收入的增加成正比，不仅如此，还可以同时获得小公司领导不可能有的社会地位、知名度、成就感与满足感等；
二是企业规模扩大，就降低了被收购与接管的可能性，从而可以使公司的管理层的既得利益得到保障。
如果并购方管理层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来促成并购，而对并购后企业的整合与经营失去兴趣，则由此导致的并购失败不可避免。
(二)政府的不当干预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并购应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展开，政府作为社会经济行政管理者，其行为定位应当是政策引导和协调服务。
而从我国国有企业并购的现实来看，政府推进方式占一定比例，并购的目的大多是为替亏损企业寻找出路，解决目标企业职工的就业问题，
表现为政府部门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考虑，劝说一些优质企业兼并那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出现所谓的“拉郎配”，
从而造成大量的企业被动并购，其结果常常是“亏”没扭成，原本盈利的企业也被拖跨。
如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在政府干预下被迫兼并了渡口钢管厂后，效益连年下降，最终形成了诸多不良后果。
证券市场的诞生开创了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业重组的新的模式。但由于股权结构的原因，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依然很大。
无论是国有股还是法人股，背后总有各级政府的背景，其转让都有政府的作用，政府操作的痕迹相当明显。
从近几年的并购案例中也不难发现，越是上市公司密集的地区，比如上海、北京，跨地区的企业并购就越是活跃，而上市公司越是成为一个地方稀缺资源的地方，跨地区的异地重组就越是少见。
考虑到控股股东的政府背景，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可以推断。
(三)目标企业人员安置风险
国有企业有着一种特殊的债务关系，这就是对工人的义务。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对工人有一个隐含的承诺，即保证工人的就业。
当企业产权易手后，新的所有者未必会继续承担这样的义务，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保证工人的铁饭碗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然而，在产权交易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原来对工人的承诺要获得一个恰当的处理。这必然要反映在产权交易的谈判中，使谈判的难度增加。
解决的办法或者是由企业的出售方自行安置，其代价是索要较高的企业出售价格，或者是由并购方全部或大部的接收，其补偿则是较低的企业出售价格。
在现实中，后一种情况相当普遍，即由买方企业负责解决卖方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的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
如仪征化纤收购佛山化纤后，接收了几乎全部原有员工，只是辞退了原管理层的人员。
珠海恒通入主上海棱光后，也并未解雇工人，后来甚至还留用了原经理；
一汽接管了吉林轻型车后，也几乎留用全部人员。这显然是当初与企业原所有者谈判时作出的安排，它甚至是谈判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有时甚至是先决条件。
这种方式虽然可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产生社会动荡，但也为并购企业的良好运作和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一些并购企业在接管了被并购企业之后会发现，
继续承担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义务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
二、我国国有企业并购体制风险的防范
并购活动是企业一项重要的战略活动，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而并购风险的存在，使得并购成功的几率和获取的收益大打折扣，因此，对并购风险进行防范与控制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体制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措施，主要有：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既然有交易，就会形成市场。市场制度的基本逻辑是竞争。企业并购所最终反映的，是企业制度的竞争。
一般来说，有着较优越的企业制度的企业就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获胜，反之则失败。因此，我国国有企业首先应建立和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并购事先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
而且，在并购之后，也要注意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些企业在被并购之前已经有了董事会，但并购后，改组董事会往往会在实质上改变董事会的功能，
例如在恒通入主棱光之前，后者已经有了董事会，但其11名成员中有8人是公司内部管理层的人，根本不可能监督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层本身。
在恒通收购棱光国有股以后，经过改组的董事会才真正成为了股东们的“治理结构”。
2.管理者拥有企业适当比例的股份。
企业的管理者动机源于委托—代理问题，而委托—代理问题则起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
管理者占有企业一定比例的股份，是促使其与股东利益趋同的一条最直接的途径。
管理者持有公司股份越多，他在日常工作中偷懒或不尽职尽责的动机就越弱。
因此，让企业管理者持有企业一定比例的股份，管理者出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将会选择对企业发展有利的决策方案；
而且由于持有公司股票后，管理者还可以获得企业的部分货币收益，这样，管理者将会选择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的并购行为，而不仅仅重视EPS自展效应。
3.建立一套有关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正当程序。
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代理人出卖所有者的问题。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中央政府曾经明令禁止国有资产的交易，但这种方法显然使国家丧失了产权交易带来的所有好处，堵塞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有效途径。
若想避免国有资产在交易中“流失”，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套有关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正当程序，只要交易符合这一程序，就应认定这一交易的合法性。
这一程序应含有这样的内容，即在有多个购买者时，应实行竞价制度，出价最高者获得竞价标的；
当只有一个买主时，也应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将成交条件及时公布于众。
为了吸引更多的竞争者，应在公开传媒上提前公布出售国有资产的消息。
4.建立和完善企业并购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企业并购中富余人员安置问题，从而推动企业并购的顺利进行。
5.转换政府角色。
目前的企业并购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但政府过度介入企业并购，则可能导致政府行为边界的无限扩张、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和经营效率的极其低下。
为减少行政干预风险，政府必须转换职能，从直接干预转为更多地建立和完善企业并购法律体系，进行政策指导、行政协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