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黄某某家属的委托,并征得他本人的同意,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开庭之前,辩护人认真研究了《起诉书》和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复印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通过今天的庭审,对于案件的事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首先辩护人认为在展开辩护意见之前,本案所有参与方有必要对本案件案所涉及的“国境”和“边境”以及“入境”的定义进行慎重的甄别:
1、按照国际法理论,国境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分界线,泛指一个国家的国际通航的港口、机场以及陆地边境和江河国界等。而边境是指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边界,以及我国内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分界线。所以,我们需要定性的是,无论是国境还是边境均是一个分界线而不是一个缓冲的边境地区。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9、90条规定,入境,是指由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进入中国内地,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地区进入中国大陆。以及已经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32条规定:同中国毗邻国家的外国人,居住在两国边境接壤地区的…………均可以看出对于入境的定义均为跨越两个国家或地区分界线的事实行为。
3、以上两点名词涵义可以得出本
罪名的“偷越”应是指违反我国国境、边境的管理法规,不经规定的口岸、管卡及以合法的手续进入我国境或边境的行为,构成本罪的基础是存在组织他人非法越过边境线的行为,辩护人此定义不应被随意扩延解释和理解。
据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法律事实不存在,定案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从检方所举证的证据上,不能证实三被告人存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事实。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因为其欠缺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1、本案件三被告人在主观上没有触犯本罪的故意。
根据
刑法理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罪责形式是故意犯罪,这里的故意,是指明知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而有意实施的主观心理状态。并且这个故意应是以偷越边境作为犯罪事实,在偷越过程中获取被偷越人的经济利益作为犯罪目的。
本案中,三被告人主观上只是处理外籍人员在武汉务工,从中赚取劳务费差价,而本案件中44个外籍务工人员中38个都是持司法部门认可的证件合法入境(详见案卷证据三卷),既然系合法入境,那么他们本身就不属于偷越入境的行为,就更加谈不上本案的组织偷越国边境的事实。
2、被告人在客观上没有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
现行刑法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在客观上必须具有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所谓“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是指领导、策划、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
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告人实施上述领导、策划、组织或者拉拢、引诱、介绍等行为,被告人只是纯粹地给已经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安排工作,从中赚取劳务差价而已。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中的“组织”性体现在对偷越国边境者偷渡行为的领导、策划、指挥,关键点在于从境外到境内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过程,结合本案,被告黄某某并没有将外籍人员从境外组织至境内的过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某某将外籍人员带至境内。
3、对于本案件检方起诉书中认定由三人“商定”由“罗老大”从缅甸境内或者云南边境地区组织…………该情节的证据只有三被告人的部分存在明显矛盾和瑕疵的口供,其他的证据均不能印证被告人黄某某实施过和罗老大预谋、策划、指使等行为。
二、刑事诉讼证据要求的严格程度远远大于民诉,在本案件中检方指控被告人犯本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本案公诉机关提起控诉时,有以下事实不清:
1)单凭被告黄某某等人给罗老大钱就认定他们之间有共谋未免草率。黄某某和罗老大之间只是一个单纯的劳务供求关系,但是这些外籍劳务人员是怎么从境外过来的,是违法偷渡过来的这些对于黄某某来说,其并不具备辨识的能力,也没有辨识的必要。
被告黄某某聘请这些外籍人员也纯粹只是根据工厂的需要,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如罗老大“组织”10个外籍人员“偷渡”来武汉,但是被告黄某某根据武汉工厂要求人员的情况,只向罗老大要了3个人,案外第三人甲向罗老大要了余下7个人,如果我们按照起诉书的理解思路罗老大和被告黄某某等是共谋关系,罗老大偷渡的人都要算在黄某某的头上,就会认定他们共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人数是10人,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如果黄某某和罗老大共谋的是10人,那么要了7个人的甲与罗老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从此假设我们可以得出,罗老大对于这些“偷渡”的人有着支配权,他们的去向在某种程度上是罗老大安排和配置的,所以草率地将罗老大从境外“偷渡”到境内的人全部认定是和被告黄某某共谋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关键人物罗老大未归案的情况下,草率认定被告黄某某与罗老大存在共谋显然是进行有罪推定。
2)这些外籍务工人员是如何从境外过来的?已经越过边境多久的时间?案发时留在武汉的非法务工的境外人员有多少?这些人是全部都是从境外过来还是有部分本身是在国内?具体人数如何?是自愿过来或者受同伴相邀结伴在中国打工?
以上事实,公诉人所出具的起诉书及证据都给予了回避,但本案以上事实的查清对本案的定性及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本案件定罪证据不足。
1)、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上对被告人提出的控诉事实,主要提供了三种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书证)来支持。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证据是否达到定罪的程度。
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等均均是一些对认定犯罪事实没有直接意义的间接证据,没有任何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三被告人实施过组织偷越边境犯罪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一个证人或者是“偷渡人员”指认是由黄某某组织他们偷越来中国,更没有证据证明罗老大和黄某某之间存在共谋组织的行为。合法入境的外籍人员和偷渡过来的外籍人员的劳务成本一样的情况下,黄某某有何必要舍近求远的去用一个偷渡过来的外籍人员呢?有何必要去以身犯险还和罗老大共谋将人偷渡过来呢?黄某某等人选择从罗老大手上“聘请”这些外籍人员务工,不是因为和罗老大存在共谋,只是因为从罗老大手上“聘请”的人他们都是本身自愿在中国境内务工赚钱的人,而且从证据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外籍人员的工作内容也是根据他们的自愿,他们不愿从事杀猪的工作,被告黄某某等人也并不会去强迫,从罗老大那里聘请这些人是便于黄某某安排他们进厂工作,便于对他们进行管理,不至于他们在中国有什么意外和事端,黄某某他们图的也就是这点便利,但是不能强加因果关系就认定他们是共谋组织者。
2)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被害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罪过,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综上所述,控方提供的证据中, 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能证明被告人存在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
3)关于44个所谓缅甸人员的证人证言,不具备刑诉法的证据要求,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从证据形式上看,检方提供证人证言的格式和询问内容以及回答内容,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明显不是个别进行询问,也没有显示出经过证人核对确认。依据《刑诉法》第七十六条证人证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的;(二)书面证言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的;(三)询问聋、哑人,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而未提供的;(四)询问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证人,应当提供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从证人身份上看,所谓的缅甸人员的身份并没有核实,直接的法律后果是其证词的真实性、合法性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所以该部分证据显然属于无效证据。
三、被告人黄某某的行为触犯的只是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
纵观整个案件,被告人黄某某等人出于赚取劳务工资差来获取利益,期间为了安排这些外籍人员合法进场给他们伪造中国居民的身份证对于该行为和犯罪事实被告人自愿认罪。
四、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黄某某具有如下从轻、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1、被告人黄某某从未受过刑事、行政等处罚,无前科,属初犯、偶犯。被告人黄某某的孩子还在哺乳期,小孩是在其被羁押在看守所的时候出生的,至今被告黄某某都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自己的儿子,作为父亲抱一下自己的小孩,被告人黄某某收入不高,父母均年迈,其家庭生活十分窘迫。被告人黄某某之所以参与此犯罪行为,一是家庭环境原因,二是法律知识淡薄,不知道该行为是犯罪。本案被告人黄某某正是这种情形,文化程度不高、对我国法律规定知之甚少,不知其行为的严重性,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另外,在聘请这些外籍人员误工也是随他们的来去自由,并不强迫,善待他们,此种种均说明被告人黄某某其主观恶性较小,对社会无危害性,故请法庭酌情予以从轻或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
2、被告人黄某某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改过自新。
被告人黄某某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案发后,经过公安司法机关的教导,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今天在法庭上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很好,虽然被告黄某某对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罪名不认可,但是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指伪造居民身份证)是认可的,依据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中“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的规定的精神,可以得出,被告人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认可,但对罪名的不认可,属于被告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愿认罪的认定。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黄某某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黄某某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而且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被告人定性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不能成立,也严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鉴于被告人确实实施了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请求法庭判决被告人依法构成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鉴于被告人系初犯、且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深大有改造的可能,恳请法院对其处以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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